明代宦官监军制度述略（4/6）
拒绝，无功而退。是次战役，毙伤后金军数千人，史称“宁锦大捷”，是继宁远大捷”之后的一次更大胜利（49）。袁崇焕称之：“人人敢死，大小数十战，解围而去，诚数十年未有之武功也。”（50）在初期对农民军作战中，宦官统军或监军也曾取得一些局部胜利。
但宦官监军的消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首先是对明朝军制造成危害。
明朝军事制度的基础，乃为卫所制度，京军又为卫所军中最精锐的部分，是明朝控内御外的基本武力。
明初，京军和卫所军耕战结合，以屯养兵，军费基本自给。《明史》载：永乐时“东至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趾；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由于各镇皆有屯田，“一军之田，足瞻一军之用，卫所官吏俸粮皆取给焉”。因此朱元璋得意地说：“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51）
宣德以后，军屯渐坏，其原因主要是屯田的侵隐和占夺，以及军士的被役占。在此病端中，监军宦官占闲买役占有重要比例。“京军积弱，由于占役买闲。其病实起于纨绔之营帅，监视之中官，竟以亡国云。”（52）春秋中社区bb.qzg.n
此外宦官监军，致使主将不得专兵权，号令不统一。许多监军宦官将精锐部队据为己有，胜则抢功，败则卸责，使士气涣散，军队战斗力降低，对明朝军事造成很大危害。如土木之变中，王振监军擅权，致使英亲被俘。王振及随军武大臣皆死，50万大军死亡过半，剩下的亦皆逃散，骡马20万以及衣甲器械尽为也先所得，明军的损失异常惨重，成为明朝国防危机的契机。
明中叶以后，西北农民起义军与辽东战场使明朝穷于应付，成为明朝灭亡的决定因素，宦官从中起很大的消极作用。
崇帧6年（1633）特命大监高起潜等人分入大帅曹诏等营监军，希望借此加强军力，扭转衰势。但事与愿违，将帅或者与监军勾结，铺盖真象。“诸帅各有近侍为中军，事易掩饰，所报功多不以实也。”监视之设，止多了一扣饷之人，监视之欲满，则督抚镇道皆有所持矣。边臣反乐于有监视，功易饰败易掩也。上性多疑，有监视，又有视监视者，多一人有一人之费，穷边士卒，何不幸一至如此”（53）或者将帅与监军相矛盾，致使军心涣散。吴起曾称：“法令不明，赏罚不信，虽有百万，何益于用？”而冒功领赏，涣散军心，是宦官监军的通病。监军宦官“禀给优渥，挟势而骄，多夺人俘获以为功……将士益解体。”（54）监军宦官多侵盗军资，临敌则拥精兵先遁（55）。进剿中，宦官借机对地方需索百端，致令汾阳知县苦于逼迫，投井自杀（56）。以知兵著称的高起潜，“实未尝决一战，惟割死人首冒功而已”（57）。将帅受监军掣肘，“事权中制，功过莫偿”（58）。对于监军宦官，领兵诸将皆“耻为之下”（59），“意弗善也”（60），“垂首丧气，作鼻息之仰”（61）。在围剿的过程中“禁军在江北，内臣所监，不受督抚节制”（62），军力分散，调动不灵，屡失战机。
崇帧7年（1634），时农民军力量尚弱。明将陈奇瑜调军围剿，高迎样、李自成、张献忠等主要首领率军误入陕西安康附近的车箱峡，“久雨弓解，马无刍多死，困甚”，已处绝境。李自成用财贸贿赂陈奇瑜左右假称求降。抚按明知是伪，但总兵王朴倪宠贪受降之功，监军杨进朝为内主，力主受降（63）。农民军借机冲出绝境，势力大增，李自成名始著也（64）。同年3月，陕西副使贺自镜弹劾监军孙茂霖纵兵劫掠，玩寇殃民（65），监军卢九德惟贿是徇，在紧急关头，“辙募群僧诵佛号，以祈免死”（66）。
崇帧14年（1640）10月，监军刘元斌纵军逗留陕、洛40日，不敢接战，惟“城门昼闭，纵诸军大掠，杀樵汲冒功。已而欲攻城，州民敛金赂之，乃免。”（67）同年11月，李自成陷南阳，刘元斌则抢掠妇女北逃，将所掠妇女全部溺死河中（68）。
春秋中社区bb.qzg.n张献忠因形势不利，欲假借“受抚”，实则修整，但不解散军队。杨嗣昌担心养虎殆患，欲杀之。张献忠知熊灿贪婪好财，遂赂之，熊灿大悦，同意招抚。监军宦官刘元斌亦上疏，建议招抚，崇祯遂同意其议。未几，张献忠复叛（69）。
在辽东战场上，明崇帧9年（1536），清军第3次入关。先后克12城，大小56战皆捷，共俘获人口牲畜十七万九千八百二十，纵横北京城下，遍蹂畿内（70）。而明军在高起潜的督统下，只在涿洲之战杀敌二百余人（71），其余只敢尾随清军，不敢接战，直至清军满载战利品从容出关后，高起潜方敢向崇祯报捷，斩敌三级（72）。当清兵出建昌时，守将崔秉德请求力守关口，以截清军归路，却遭高起潜拒绝（73）。
崇帧10年（1637），清兵再次入关，京师戒严。崇祯调各处兵马勤王，命宣大总督卢象升率兵出其在，移青、登、莱、天津之兵出其右，檄总兵刘泽清以山东兵出其前，高起潜为应援。卢象升督师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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