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宦官监军制度述略（2/6）
的矛盾上。建元年（1399）朱棣援引“祖训”起兵史称“靖难之役”。
在“靖难之役”中，宦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显得到建帝方面宦官的帮助，“漏朝廷虚实”13。另一方面是藩府旧人，如郑和、王彦（狗儿）、钢铁、马骐等人，他们同朱棣一起，出入战阵，立下汗马功劳14。经过4年的战争，朱棣率军攻陷南京，建帝不知所终。朱棣即皇帝位，年号永乐，是为明成祖，从而开始了明朝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朱棣即位以后，虽然采取“瓜蔓抄”的大屠杀手段，大杀建一派的武百官，建立了新政权，但要巩固自身的统治，仍面临许多困难。首先，朱棣以藩王篡位，是为不道，面临被天下反对的危险；其次，皇位正统继承人建帝下落不明，一直是朱棣的心腹之患；再次，朝中官吏大量被杀，国家统治机构不能很快恢复，面临暂时失去效能的危险；最后，西北诸将多洪武旧人，急需控制和防范；这些都成为朱棣急待解决的问题
朱棣以藩王起兵，亦深知藩王拥有兵权对皇权的威胁，于是在巩固地位后，继续削
藩。从此终有明一代，藩王力量大减，失去洪武封藩时的原貌，从军事和政治的支柱而变为附庸，但这也使明初的军事战略和军事思想发生变化，出现真空，极需调整和弥补。
由于永乐朝军务繁多，军事规模的扩大，军队人数的增加，军事兵种的增多（骑兵、火器）。致使军事活动日益复杂，战场区域日益扩展，国君亲自兼任作战指挥的方式，已不能适应，遂要求武分职，由专任的将帅亲自指挥作战，但出于君权统治之需要，确保军权置于君权控制之下，当君主不能御驾亲征、直接号令三军的情况下相并行的就是军事系统以及军事行动中的双重领导和监视系统，监军制度则相应发展，以求保证军队在皇权的绝对控制之下。(圣王 .hngbzh.)在监军的人选上，明朝的特点就是继承历史上的传统，任用宦官系统参预军事，成为君主的代表，宦官监军制度则相应发展。
对于军事事务，明成祖全面继承洪武设置的各项军事制度，依靠新的“靖难功臣”，迁都北平，以皇帝亲御北边蒙古的威胁。最大的变化就是启用宦官系统，将任用宦官系统参预车事的各项职能制度化、固定化。
宦臣监军正式于永乐，“明代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水乐间始”15。
总之，自“靖难之役”始，宦官的作用不仅成为战争中的应急手段，也成为取代藩王的地位，弥补军事战略和军事思想出现的真空制度，促使“靖难之役”以后，明朝军事战略的重心从藩王转移到宦官身上，即从“家人”转移到“家奴”身上。自永乐朝始，宦官监军已成定制，并成为明朝宦官参预军事的主要内容。无论平时战时、京营边寨、明初至明末，宦官监军一直没有停止。几乎每一次军事活动都有宦官监军。后人对此评为，“靖难之役”以后“士大夫多缩匿，而诸奄无所顾惜，会又多域外人，是既借其锋，便不能如祖训云云，势使然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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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崇祯朝宦官监军制度之高峰
崇权即位之初，深知宦官专权乱政之病，诛巨宦魏忠贤及其党羽，并一再表示不能依靠宦官。“诏内臣奉命不得出禁门。”17谕兵部将：“各处镇守内官，一概撤回。凡相机度宜，约束吏士，无事修备，有事却敌，俱听督抚便宜调度。”18决心屏绝宦官参预军事，强调“内臣协镇，一柄两操，甚无谓。矧宦官观兵，古来有戒，其概罢之”19。但不久，崇祯又重新启用宦官系统，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是受形势所迫。当时国运已衰，农民起义遍布全国，后金虎据东北，雄视关内，明朝兵堕将骄，粮响无蓄，节节失利。崇帧7年（1634）6月，崇帧诏中所述甚明：“朕御极之初，撤回内镇……已巳之冬，京都被兵，宗社震恐，此士大夫负国家也。联不得已，用成祖监理之例，分遣各镇览视，添设两部总理，虽一时权宜，亦欲诸臣自知引罪。”20其二就是认为官僚系统不力，苦于近臣陷于党争而不能自拔，在形势面前束手无策。从万历起，盈廷争讼几十年，朝臣陷入无休止的党争之中，崇祯诛魏忠贤，定逆案，但党争仍无停止。同时辽东正在失沈阳、失辽阳、失广宁，一步步敞开亡国的门户。崇领6年（1626）副都御史王志道等上疏指劾宦官参政（21）。崇祯则不以为然，反而面斥朝臣朦徇诿饰，不肯尽力，无奈方任用宦官（22）。“既而廷臣竞门户，兵败饷绌，不能赞一策，乃复思用近侍”。（23）其三又与崇帧的心理特点有关。史称崇帧“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丧气。任察则苛刻寡恩，丧弃则急剧失措”（24）。从而加剧了对臣僚的不信任感，君主日益凌驾于正常的国家机构之上，导向“君主多用奴仆”的规律。在这样的情况下，宦官以独一无二的有利条件，势力不断增加，活动地围从内廷发展到外廷，成为皇帝的代笔人和代言人，成为皇帝与外界联系的纽带。崇帧因此重蹈复辙，不久就全面启用宦官系统。
崇帧2年（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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