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2章 鲍罗廷遗憾回国 共产党南昌起义（2/6）
以，他对于汪精卫可谓是忠心耿耿；甚至于，他自认“要当‘赵子龙’”，即使汪精卫是个“扶不起的‘刘阿斗’”，他也责无旁贷地要帮扶。
现在，既然汪精卫坚持要“分共”；看来，自己只能顺从与支持他；何况，自己是个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看来也只能如此了。
就这样，张发奎终于决定跟汪精卫走了，准备也在军中“清党”；不过，张发奎同样想采用平和的方式，以尽量不要与中＊共＊太伤了和气。
时在九江的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聂荣臻、叶挺等人闻知此消息后，即于七月二十日在九江英租界海关内举行了一次谈话会。
五人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认为“汪精卫公开‘**’后，‘武汉国民政府’中的‘左派’对他已无能为力；现在，曾寄予希望的张发奎也向右转了，原定的‘依张南下’已不可行；而且，张发奎跟汪精卫走后，必定也要‘清党’，叶挺个人及其第二十四师将会是被清洗的主要对象；看来，我们已经是到了被逼上梁山的地步，不得不依靠我们自己手中现有的力量、**举行一次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了；否则，只能是坐以待毙。”
对此，五人达成了共识；但因事关重大，须经得中央认可后才能行动；于是，李立三、邓中夏立即去向正在庐山的鲍罗廷、瞿秋白、张太雷汇报。
此时，虽被汪精卫解聘、但仍留在中国指导中＊共＊工作的的鲍罗廷，也正为中国革命的前程未卜而忧虑；听了李立三与邓中夏的汇报后，觉得形势逼人、不可迟疑、确是该做出抉择的时候了。
于是，鲍罗廷、瞿秋白、张太雷、李立三、周恩来等人立即会议，同意了五人谈话会所提“举行武装起义”的意见；决定“以叶挺所部为主力，在九江举行起义”，并将起义时间定在七月二十八日。
张发奎右转后，汪精卫十分高兴；如此，他可以更放手地“**、清党”了。
然而，也在同时，且另有一个人又使汪精卫感到了十分头疼，此人即是刚被升任为“第二十军军长”的贺龙。
原来，贺龙奉调向江西集结时，适逢汪精卫公开“**”了，许多被追捕的“两湖”各地“农民协会”干部都到贺龙军中来避难。
贺龙出身贫困，本来就对穷苦农民有感情，且对能为穷苦农民仗义执言的“农民协会”给予肯定并表示支持；而现在，他见汪精卫却要对“农民协会”实施镇压了，这令他深感不平。于是，出于同情，他就收容了那些为免遭迫害而躲避于军中的人，并给予了保护且一直带到了九江。
对此，汪精卫甚是反感。然而，贺龙毕竟是一军之长、手中有兵，汪精卫一时奈何他不得。
于是，七月二十三日，贺龙刚到九江，汪精卫就派朱培德去游，欲将贺龙拉过来、也跟随他一起**；然而，却遭贺龙拒绝而失望。
汪精卫见未能将贺龙拉拢，觉得留着他必为祸患，遂萌生了将其剪除之心。
而早于贺龙进驻九江的叶挺是中＊共＊党员，其身份已是人所共知，汪精卫当然更容不得他，也就打算干脆设法将俩人一并剪除了。
为此，汪精卫又心生一计；决定一面由张发奎下《令》，将贺龙与叶挺俩人所部调离九江到德安一带集结待命；一面则再由朱培德出面，以“共商东征讨伐事宜”为由邀俩人上庐山；届时即把俩人扣留，所部群龙无首后也就可任由处置了。
于是，汪精卫将张发奎、黄琪翔、朱培德仨人召上庐山，将自己所思相告，并要仨人依计而行。
汪精卫满以为此计天衣无缝，必能一举成功。
但谁知，时任“第四军军长”的黄琪翔因与时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高语罕关系较密；黄琪翔知道高语罕是中＊共＊党员，恐其受牵累，赶紧派人连夜下山，秘密通知其“从速离去”。
此时的黄琪翔，眼见汪精卫不但跟着蒋介石走了，还要对中＊共＊下杀手；自己被夹在其中不知该如何办好，大有无所适从之感，因而郁郁于怀而常怨道：“‘北伐’至此，太令人痛心了，不如解甲归田。”
时任“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与黄琪翔交好，见其郁郁寡欢，料想必有难言的隐情，遂问：“何出此言？”
此时的叶剑英刚于几天前秘密加入中＊共＊，其“中＊共＊党员”的身份尚未暴露；所以，黄琪翔对他没存戒心，遂将汪精卫欲行阴谋之事相告，且埋怨汪精卫“做得太绝”。
叶剑英闻后暗吃一惊，决定立即报告。
叶剑英与叶挺早在孙中山大元帅府共事时就相识，于是就将这一消息通知了叶挺。
叶挺感到事情严重，又即邀贺龙至甘棠湖；然后，仨人以“游湖、赏景”为由在甘棠湖的一个划子上晤商。
当贺龙闻知汪精卫欲行此阴谋时不由得怒不可遏了，有被逼上梁山之感；因此，贺龙愤然道：“好哇，汪精卫‘**’反到我的头上来了，老子不跟他干了；我不上庐山，也不去德安；去南昌，看他能把我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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