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4章 沪申地五卅惨案 执政府金佛郎案（2/3）
明是恃强凌弱公道何在？
张作霖出身草莽，本来就有一股江湖上的侠义心肠；因此觉得，在此百姓遭蹂躏之时，政府与军人应该敢于担当；若是连一声也没敢吭，岂不将中国人的颜面都丢尽了？
于是，他同样也出资两万，以援助上海罢工工人；并《通电》呼应冯玉祥，谓：“身为军人，捍卫家国，拯救黎民，责无旁贷。”同时，他也致《电》敦促段祺瑞；还干脆派兵进抵天津，并吓唬道：“当局若是软弱无能，我老张可要革新内阁了。”
张作霖的这番话，倒确是让段祺瑞吃惊不；于是，赶紧向俩人解释：“爱国乃天责，庶民尚能为，当局岂会推诿？俩位大帅，浩然正气，令人欣佩。然外寇猖獗，由来已久，非旦夕可决；时势如麻，只可细理，方能舒顺；若是急就，恐适得其反，于事无补。故请俩位大帅见谅，毋督责过剧；当局必尽职勉力，无负所望，以遂初愿。”
段祺瑞这番哭诉般的表白，俩人听了觉得确有其苦衷，也就不再逼迫他了。
其实，作为一国元首的段祺瑞，对于治下的国民惨遭外族如此残害，岂能不揪心？但因近期，段祺瑞及其临时执政府深陷于一桩“金法郎案”而不能自拔，心烦意乱得很；所以，当“五·卅惨案”发生时，政府的反应显得迟缓了些，这才引来了俩位大帅的苛责。
所谓“金佛郎案”又称“金法郎案”，缘于庚子赔款。
当年，清政府与各列强签订屈辱的《辛丑条约》后，与英?美、法、意、荷、比六国议定的赔款办法是按各国货币电汇付款。
法国流通货币是法郎，一直来即按此规定以法郎结算；而因法国曾实行“金银复本位制”，法郎的含金量有明确规定，其币值与黄金挂钩，故有“金法郎”之称。
一九一七年八月，因中国对德宣战，成了协约国中一员。协约国为向中国示好，也就允许中国暂停支付赔款五年。
至一九二二年，五年期止；法国驻华公使傅乐猷忽于一九二二年六月《照会》中国外务部，提出：“嗣后关于法国部分赔款之各项，不再用法郎，直接以金元计算，较为简便。”
法国之所以要更换结算方式，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郎币值与黄金脱钩；从而，导致了法郎大幅贬值。法国人觉得中国五年间尚未偿付的赔款若仍以法郎结算，法国则会损失惨重；因此，打算更换结算方式，以将因法郎贬值而遭受的损失转嫁给中国。
当时，由直系掌控的北京政府并未察觉法国的险恶用心，欲予答应。
幸好，曾于清华大学执教《国际法》、时任外务部部员刁敏谦博士察觉了法国的这一图谋，遂向北京政府递交《帖》，指出：“若让法国的这一图谋得逞，中国将遭受多达一亿一千万元的巨大损失。”
刁敏谦的话如巨石入水，引起了国人的惊觉；为此，中国国会拒绝通过这笔赔款。
但是，法国政府不肯让步；于是，这笔尚未偿付的庚子赔款，因中、法两国就结算方式产生矛盾而被搁置了。
而当时，有一笔自从一九二二年以来，由海关总署代收的关税、盐税，在扣除当年应偿还的外债及其成本之后，尚有一千五百万元结余的税款，却在法国人手上。
于是，法国就将这笔税款扣留，以要挟中国政府满足他们有关赔款结算方式的要求。
段祺瑞上台后，临时执政府面临的财政状况十分窘迫，亟需找钱渡过难关。段祺瑞闻知有笔一千五百万元结余税款尚在法国手上时，急于想拿到那笔税款。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一日，段祺瑞召开国务会议；决定与法国妥协，以尽快解决这个悬而未决的矛盾。
于是，临时执政府派遣财政总长李思浩、外务总长沈瑞麟与法国驻华公使傅乐猷秘密晤谈。
最后，以改用美元结算的折中方案求得了一致，并重新签约；如此，这笔拖了多年的陈年旧账算是在段祺瑞手上了结了。
只是，这么一来，法国仍能多得八千余万应是心满意足，其减少的损失当然是转嫁给了中国。
而临时执政府，虽然拿回了一千五百万元的结余税款，解了眼前的一时急需；但是，两者相较后的盈亏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时人都认为，段祺瑞此举可谓是饮鸩止渴非他人愿为；甚至于，后世也皆如此评述。
消息传开后，立即激起了国人的齐声反对；并怀疑其中有不法所为，纷纷要求彻查。于是，总检察厅决定立案侦查。
因为，此案所涉原结算方式中的法国法郎俗称“金法郎”，故史称“金法郎案”或“金佛郎案”。
立案后，总检察厅即指派检察官翁敬棠调查此案。
翁敬棠，字剑洲，福建闽侯人；早年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法律系，回国后又考取法政举人，历任闽侯地方检察厅检察长、天津地方审判厅厅长、北京地方检察厅检察长等职。
翁敬棠刚直不阿嫉恶如仇执法如山，虽知此案非同一般如负泰山独力难挡，但还是义不容辞地担下了；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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